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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篇影评

2018-03-10 Washington Post 深焦DeepFocus



前言:


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说过:“日光是最佳的消毒剂,灯光则是最好的警察。”《华盛顿邮报》可以说是这句话的忠实践行者。打开它的主页,你会发现标题下方多了一行小字:“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


去年12月上映的同名电影《华盛顿邮报》,就是对当时《邮报》及其一众新闻界同行所捍卫的新闻自由和透明政府的礼赞。影片上映之时,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已有一年。“假新闻”、“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对新闻媒体甚至事实真相本身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今天,新闻自由受到的威胁并不比尼克松时期更小。那么,对于饱受民粹崛起和专制回潮之苦的新闻业而言,本片会是一针强心剂么?


以下是《华盛顿邮报》自己对本片的影评。诚如其言,保护出版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版。


《华盛顿邮报》: 对追求真相的伟大致敬

译 | Stevie(武汉)

编 | 十二辰子(巴黎)


1971年,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已经经营了华盛顿邮报公司八年,自从她的丈夫菲利普于1963年自杀后公司的控制权就交到了凯瑟琳手上。凯瑟琳极其羞涩,常常陷入习惯性的自我怀疑中,是一名焦虑的公司领头人,也看不出什么苗头会成为一名女权先锋。几年前当她雇佣《新闻周刊》(Newsweek)华盛顿分社总编辑本·布莱德利(Ben Bradlee)担任《邮报》的执行主编时,还有些人持怀疑态度。


尽管两人的工作关系一贯和谐,但71年夏天的五角大楼文件出版事件让他们的合作关系遭到了严峻的考验。《纽约时报》首先报道了这个文件泄露事件,随后就收到了法院的禁令要求他们停止报道。这则虚张声势的判罚将《邮报》拖入了一场史诗级的法律战争,甚至事关存亡,因为当时格雷厄姆正准备将她的家族企业上市,而她的潜在入狱风险和即将到来的最高法院庭审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这桩生意,更不用提怀恨在心的总统尼克松会采取的那些行政手段。



电影《华盛顿邮报》(The Post)向观众呈现了那年六月神经紧绷的那几周时间,节奏紧凑、激动人心、叙述详尽且极具娱乐性。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和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分别饰演了格雷厄姆和布莱德利,在谦逊、热情和对大牌明星的精准调度上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电影《邮报》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导演,丽兹·汉娜(Liz Hannah)和乔希·辛格(Josh Singer)担任编剧,电影节奏干净利落,带着一份坦诚和对事件的清晰认知娓娓道来。而除了这对“偶像演偶像”的组合外,影片中的配角们也奉献了精彩的表演。


与辛格同样参与编剧的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不同的是,《华盛顿邮报》并非一曲对皮鞋跑出来的新闻报道的克制赞歌,也没那么在意电影的条条框框;这是一场有意激励人心的致敬,致敬新闻独立的理想、政府问责和性别平等这样的基本准则,而人们应该意识到为什么这些原则在当下显得更为重要,大字加粗划线强调也丝毫不为过。



所有这些主题都体现在了格雷厄姆身上,饰演她的斯特里普贡献了一次细腻多变的表演,开始于在当时华盛顿时髦的F Street Club里真的绊倒了一把椅子,结束于穿行过《邮报》的印刷机器,此时她已然变为了一个更加坚定自信,依旧有些贵族式遥不可及的人物形象。格雷厄姆从一名没有安全感的女儿/妻子向一名独立自主的新闻工作者的转变,赋予了影片以叙事动机和其中的尖锐与深刻。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几个场景,就是当斯特里普饰演的这个有时会紧张尴尬的角色,一次又一次走进一间几乎全是男性的会议室,而随着故事发展,当她出现在最高法院时,发现有一大群年轻女子仰视着她为她加油。


汉克斯对布莱德利的演绎也同样大受欢迎,即使面临着和杰森·罗巴兹(Jason Robards)的表演对比的风险,后者在讲述《邮报》水门事件的传世经典《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中饰演了布莱德利,获得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男配角。


尽管汉克斯没有继续将罗巴兹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吸引力带入表演中,他在表演的真实性上扳回了一局,给人以熟练、自然之感。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竟然是他和斯特里普第一次共同出演一部电影。他们的合作带来了一种轻松、会温和地互相揶揄的化学反应,这让影片一直保持着高水准,即使是在一堆过于唠叨的争论或是“但我们不能这么做!”的拉锯战中。



受到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警示,斯皮尔伯格带领着一众演员以最快的速度开始拍摄电影《华盛顿邮报》,从2017年5月开始制作,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就登陆了院线。在如此紧凑的制作周期中,导演需要演员们拿出近乎完美的表现,而演员们也的确达到了如此标准:莎拉·保罗森(Sarah Paulson)饰演了布莱德利当时的妻子托尼,她在一大群记者和律师占领他们的房子进行了一整天的编辑工作时,有一场短小却感人的戏份。大卫·克罗斯(David Cross)扮演了《邮报》的编辑部主任(managing editor)霍华德·西蒙斯(Howard Simons),戴上了假发,挺起了大肚子,让人几乎认不出是他。布鲁斯·格林伍德(Bruce Greenwood)出演了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是格雷厄姆的密友。她在获普利策奖的回忆录中提道,麦克纳马拉帮助《邮报》完成了他们出版五角大楼文件的论点。而如果这部影片有一名MVP,那就是鲍勃·奥登科克(Bob Odenkirk)。他饰演了《邮报》在五角大楼文件事件中的无名英雄,编辑部主任助理本·巴格迪坎(Ben Bagdikian),精彩绝伦,引人发笑。


奇怪的是,电影中格雷厄姆与社论版副编辑梅格·格林菲尔德(凯莉·库恩[Carrie Coon]饰)并没有对手戏,尽管两人是好朋友,格林菲尔德还在格雷厄姆逐渐获得自信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电影转而插进了一段柔焦拍摄的格雷厄姆在家中与女儿莱利(爱丽森·布里[Alison Brie]饰)对话的场景,格雷厄姆在担心身上所承担的家族遗产,她可能将其发挥到极致,也可能在将它推向万复不劫的深渊。



上述场景展现了斯皮尔伯格是如何清晰有效地强调角色所面临的个人、职业和政治风险,但偶尔也会不惜冒险将事情说得过于明显。他与他长时间的合作伙伴摄影师雅努什·卡明斯基(Janusz Kaminski),将他们常用的淡蓝和灰色色调调亮了一点,带给电影些许令人愉悦的暖意。他们还经常在一些对话戏中采用旋转镜头,以免看起来静止不动或是过于聒噪。而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导演在结尾处额外加了一场戏,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理解,而斯皮尔伯格总是最先考虑最普通的观众们,即使这样会破坏电影的那丝微妙。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毫无羞耻地展示着其操纵性的配乐,更是让电影中的微妙性无处可寻。


尽管如此,正是这种能判断出需要怎么做才能与广大观众进行沟通的直觉,才让斯皮尔伯格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艺术家(尽管经常有人自命不凡地认为这是一种平庸)这种才能也让电影《华盛顿邮报》最大程度上展现出了这种自然的能量、情感,以及纯粹的美。而且平心而论,有时看似过火的地方恰恰有事实做支撑:如果布莱德利十岁的女儿玛丽娜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在家门口卖起了柠檬汁这件事,让某些观众认为有些太过接地气的话,他们应该了解事实就是这样的。



一名暴躁、自负的总统表达出他不会放过一家他视为私人仇敌的报纸(电影中采用了尼克松当时录音的片段);或是一名职业女性遭遇到无尽的傲慢与轻视,却带着令人钦佩又谦逊的决心大展身手;这样的故事与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有多大联系,就要留给各位观众自行去判断了。


但很少有人能抵抗得了电影核心的那份浪漫,电影中充满了对气动输送管、铸排机和电传打字机拖出的如新娘面纱般长长尾巴的热爱,也充满了对他们能够与那个喜怒无常的对手(《纽约时报》)找到同一个目标共同奋斗的欣喜,因为他们都真正疯狂地深深投身于新闻事业中。


电影《华盛顿邮报》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错,从这个充满辩论、几乎不掩饰其警示作用的故事,到有趣的时代片段,再到喧闹的报社奇闻。但它最令人满意的部分,是一则爱情故事,从每篇新闻的第一句到最后一句。


《华盛顿邮报》事实核查:斯皮尔伯格省去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的精彩细节

译 | LoneIsland(北京)

 校 | Stevie(武汉)

编 | 十二辰子(巴黎)


当《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前往本·布莱德利在乔治城的家中翻阅“五角大楼文件”时,他的十岁女儿玛丽娜真的正在门外卖柠檬汁。


布莱德利的书房也真的变成了一个编辑室,他的客厅也变成了律师会议室。她的妻子托尼的确就在一旁礼貌地端上三明治。电话也的确响个不停。


“简直是一片混乱。”布莱德利后来写道。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片场指导这一场景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新片《华盛顿邮报》以惯常的好莱坞手法描绘了邮报对高度机密的越战文件的揭秘——比如,一个急切的实习生被派去《纽约时报》刺探消息的场景,现实中就从未发生过——不过斯皮尔伯格大体上还是准确地表现了那一段疯狂的历史。同时他也省略了很多精彩的细节。


比如有一天晚上,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穿着睡衣,持枪迎接家门口的两个华盛顿邮报记者。


此前,《邮报》的编辑本·巴格迪坎刚从波士顿飞回来,旁边的座位上就放着五角大楼文件(稍后会详细说)。《邮报》出版了这些文件,政府随即起诉。现在这个案件正在走法律程序。


一天晚上,布莱德利担心司法部官员会直接去伯格家中提交上诉状。“我们不想让政府的人偷偷地去伯格家里,”布莱德利在自己的回忆录《美好人生》(A Good Life)中写道,“于是我们就派出了自己的密使。”


著名记者马丁


传奇记者马丁·威尔(Martin Weil)就是其中一位。布莱德利写道,他“颇有前CIA探员的作风”,以卓著而古怪的语言风格闻名。


当时已快到午夜。威尔和报道参议院的记者斯宾塞·里奇(Spencer Rich)按响了伯格家的门铃。威尔后来在一份备忘录中记录下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大概一两分钟以后,首席大法官开了门。他穿着一件浴袍,握着一把枪。他把枪拿在右手,枪口朝下,那枪是一把长筒钢枪。首席大法官看起来并不高兴见到我们。斯宾塞向他解释了我们为何前来。不过我们的对话有好一段时间都是鸡同鸭讲,似乎两边都在自说自话。斯宾塞举着证件,试图解释我们前来的原因,但大法官似乎一直在讲我们根本不该来。最终,经过不断解释,我们终于互相听懂了对方。首席大法官说,我们可以等待司法部可能派来的人,但最好在街边等着。对话持续了两三分钟,其间他一直握着枪。有的时候他把枪拿在门柱后面,我们并看不见。他也从来没把枪口指向我们。最后他关上了门,我们沿街走着,等了两三个小时,就回家了。”


然后就该说说巴格迪坎了。天啊,从哪开始说呢?


就从他的后背说起吧。


本·巴格迪坎

前《华盛顿邮报》全国编辑

五角大楼文件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在波士顿一家隐蔽的旅馆里,巴格迪坎第一次翻看泄密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交给他的两大箱文件时,他最担心的不是入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件更奇怪的事。我害怕自己没法把文件悄悄带进华盛顿,因为搬运装有一万多张纸那么重的箱子会废了我的后背……任何一个慢性背痛患者都知道,搬运如此笨重的两个箱子,就是脊椎麻痹的前奏。”


其中一个箱子是有盖的,而且已经用麻绳捆好。但另一个箱子既没有盖子,又没捆麻绳,饱受背痛困扰的巴格迪坎根本没法搬。“我能想象到自己走进波士顿洛根机场,”他写道,“然后第二个箱子掉了,地上散落着标有‘绝密’的文件。”


这可不行。


不过,最好的记者往往鬼点子也多。巴格迪坎就想了一招:直接问前台要绳子。而这竟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前台的职员打开了抽屉,看了看柜台下面,然后无望地耸了耸肩,”巴格迪坎写道,“不过他很想帮我一把。他说,有的时候旅客会把自己的狗拴在游泳池旁边的栅栏上。”


巴格迪坎走了出去。他首先看了看天气,并没有下雨。考虑到他要搬运两大箱文件,这简直是太好了。


“我在昏暗中仔细地沿着栅栏走,然后我看见了一样好东西:六英尺长的绳子,十分结实,就从栅栏上垂到地下,”巴格迪坎写到。于是,他用这绳子捆好箱子,打了个童子军结,然后“在心里感谢了这只陌生狗狗的陌生主人,然后就听天由命了。”


1973年,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左)和共同被告安东尼·罗素一起出现在联邦法院门口。


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航空公司对行李的规则也很严。巴格迪坎坐了头等舱,还买了旁边的座位来放他的箱子——“这项额外开支报社倒是不介意支付。”凯瑟琳·格雷厄姆后来写道。不过,因为座位底下和头上的行李架都放不下第二个箱子,他不得不托运这个箱子。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件托运行李比这个箱子的意义更重大了。


在电影中,一名空姐在飞机上看见了座位上的箱子,就向他搭话:“这货物想必很贵重吧。”


“没什么,就是点政府机密啦。”他回答道。


而现实比电影还要魔幻。他在飞机上居然遇到了《华盛顿邮报》驻香港记者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而卡诺当时正要调到巴格迪坎手下工作!(斯皮尔伯格没有用这段故事,可能就是因为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与所有的记者一样,卡诺也是一个领着工资的察言观色高手(a paid observer of the human condition)。他想坐在自己新上司的旁边,但发现座位上放着一个箱子。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影印文件 片场照


前邮报记者桑福德·恩戈(Sanford J. Ungar)在《时尚先生》(Esquire)的一篇长文中写道:“卡诺发现巴格迪坎并不愿意把箱子移开,给自己腾个位置。终于,卡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吃惊得掉下巴,说:‘噢,你拿到了!’”


而巴格迪坎就这样看着他,终于说了句:“拿到什么了啊?”


尴尬哦!


最终,五角大楼文件安全抵达华盛顿;巴格迪坎的后背完好无损;《华盛顿邮报》顺利发表了新闻;威尔也没有被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枪杀。


剧照


斯皮尔伯格很好地展现了凯瑟琳·格雷厄姆和布莱德利之间复杂变化的关系——前者是一名举止得体的寡妇,也是令人敬畏的出版商。后者则曾说自己肝脑涂地也要办好邮报,最终凭借他的直觉、意识和勇气,成为那个时期最伟大的编辑。


二人可谓唇齿相依。他们之间的合作以及互相的欣赏都很深切。他们有个习惯,每年圣诞节都给对方写信,表达这种欣赏。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以他们的下一次冒险——水门事件作为结尾。不过,他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凯瑟琳·格雷厄姆和本·布莱德利庆祝最高法院6:3的判决


像这样:


1971年6月30日,斯特里普饰演的格雷厄姆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当天,最高法院以6:3作出了历史性的判决:《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有权出版五角大楼文件。她拿出一支钢笔和带花纹的信纸。镜头从上方摇下来,看到她正给布莱德利写道(这封信收录进了她的回忆录)


“我们每到圣诞节就给对方写情书,但我们报纸过去两周多的经历比圣诞节还要精彩,而且也来得更早些。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一场不可思议的大戏。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你和你的手下付出了110%的精力……这也是一段美丽而愉悦的旅程。与你共事一直是我的荣幸。”


然后,镜头转向汉克斯饰演的布莱德利。他坐在烟雾缭绕的新闻编辑室里,回复道:


“与你共事不仅仅是一种荣幸——还是一项事业、一份荣耀、一件受益匪浅的挑战。我不知道自己明天还有没有气力再搞这样一件大事了。但我确切地相信,我们的这家报纸会勇敢、坚定、优雅地迎接下一次挑战。”


全剧终。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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